都說家庭是社會的組成細胞，家庭關係的穩定與否直接關係到社會的穩定程度。我國是傳統觀念很強的國家，但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各種事物變化日新月異，人們的思想也變得更加開放，傳統的婚姻觀念也在受到衝擊，人們更加註重自身在婚姻關係中的人身、財產、隱私等權利的保護。在這種大環境的影響下，婚姻家庭類案件也呈現出日益複雜的趨勢，出現了案件數量增加、財產結構複雜、新型法律關係不斷增加等現象，相應的，這就為糾紛的平穩解決增加了難度。本報告以本院當前婚姻家庭案件審判工作出現的情況、問題、難點及建議進行調研。
一、 案件審理情況及特點
根據分析和審判實踐，本院婚姻家庭類案件呈現以下特點：
（一）、收案數量基本穩定並有所減少
近年來本院收案數量基本保持平穩，2014年收案數還有
明顯減少。這一方面是客觀上婚姻家庭糾紛有一部分通過民政部門協議解決了，另一方面本院訴外調解工作和引導工作一直做的較好，各類普法活動的開展提高了群眾的法律意識以及自行處理家庭事務的能力。特別是2014年開展的“法官進社群”活動，除了增加了新型的普法形式外，還使本院法官更加深入的進行社群，參與社群調解，對社群民調員進行培訓，提高社群人員的處理法律問題的能力，這使得廣大群眾有了更多解紛途徑，足不出戶就可以化解矛盾，既減少了群眾訴累，也節省了法院的訴訟資源。
（二）、案件型別的多樣化
近年來，多種新案由出現在本院婚姻家庭類案件中。除
了離婚、撫養、贍養等傳統案由，還出現了婚約財產糾紛、夫妻財產約定糾紛、婚內撫養費糾紛、贈與合同糾紛等多種新案由，2014年各類案由增加到了24種。究其原因是我國法律的逐步完善，對於公民權利的保護逐步細化，以及整個社會的法律意識加強，尤其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當自身權益受到侵犯，懂得使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三）、涉及財產標的逐步增大，財產組成複雜化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群眾財產增加的同時，也使得涉訴當事人的財產標的越來越大。近幾年婚姻家庭類案件中所涉及的財產標的從幾十萬元已經發展到了幾百萬、上千萬的水平。標的增大的同時，財產的組成也是多樣化，從以前主要以房產、存款為主發展成房產、存款、公司股權、地皮、債券、股票、債權債務、車輛等多種型別，涉及到評估、鑑定、調查、審計等一系列準備工作，案件的審理時間也就相應增加，也為案件的解決在客觀上增加了難度，也使涉訴當事人增加了更多的矛盾爆發點。
（四）、25-40歲年齡段逐步成為離婚案件的“危險年齡層”。
隨著社會發展，中國的婚姻觀念也受到各種外來思想的影響，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待婚姻的觀念也逐步開放。近年來25-40歲年齡段的當事人逐步成為離婚案件的“主力”。這年齡段當事人對於婚姻有更高的要求，同時對於婚姻問題上有時略顯草率，還有一個更顯著的特點就是父母對婚姻的干涉。這部分當事人由於剛參加工作、個人花費較大或思想不成熟等原因，使得自身在經濟上還未從父母身邊“斷奶”，從婚房購買、婚禮籌備及婚後生活上，很多還依靠父母經濟幫助，這就使得父母在夫妻生活中介入的越來越多，為雙方增加了矛盾隱患。同時在處理離婚糾紛時，由於財產方面很多都是由父母出資，當事人在財產方面無法獨立做主，也使得進行調解時，還需做雙方父母的工作，增加了工作難度。
（五）、家庭冷暴力以多種形式存在
在離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多以毆打、語言脅迫等形式存在，但由於法律的威懾，動手傷人這種暴力已經有所收斂。反而是家庭冷暴力逐步成為家庭暴力的一種新趨勢。家庭冷暴力主要表現為對家庭毫無責任感、平時對對方冷言冷語或一言不發，更有甚者通過其他形式對對方進行精神折磨。對於這種行為由於屬於道德範疇，法律根本無法進行調整，所以對於這種當事人主審人只能進行批評教育，無法用法律約束其行為。
二、 案件審理的經驗做法
由於婚姻家庭類案件涉及個人乃至兩個或多個家庭的核心利益，影響著社會穩定，如何更好處理“家務事”，是我院一直探討的課題之一。為更好地解決家庭矛盾，我院自1998年，就開始嘗試婚姻家庭案件的專業化審理，專門將長城法庭設定為審理城市區婚姻家庭糾紛的專業法庭（長城法庭受理XX區範圍內90%的婚姻家庭案件，另有10%距長城法庭較邊遠的分給該轄區的另兩個法庭），連續多年來，該庭審理成績斐然，調解率90%以上，無錯案、無上訪。其根據婚姻家庭案件的特點也形成了自己的審理模式和風格，實現了規範與靈活結合、審判與教育結合。以長城法庭為主，帶動另兩個法庭，我院就婚姻家庭案件的審理積累了比較成熟的經驗。
（一）、樹立科學的調解理念、探索多種調解方式和技巧，以調解作為化解家庭矛盾的主要手段。
首先，堅持審教結合的調解理念。面對瑣碎的“家務事”，立足於對當事人思想的調整和教育，治標更治本。從1998年開始，就確立了“審判與教育結合”的調解理念，並以此為指導，主辦了XX區婚姻家庭教育學校。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讓雙方當事人參加法庭舉辦的有專題、有針對性地婚教學習班，通過這種調解模式使當事人多了幾分理智，一些陷入情感危機的夫妻為了孩子，為了昔日的情義又走到一起，一些拒不撫育子女、贍養老人的當事人也深受教育，承擔起應盡的家庭義務。五年來，我院平均每年舉辦婚教學習班10次左右，每期針對不同的主題，學習人數從20人到50人不等，參加學習的案件當事人和好率達30%。
其次，始終貫徹全過程、全方位的調解。作為糾紛的仲裁者，不僅要關注糾紛調解的結果，而且要注重從糾紛本身的規律出發，抓住可能化解糾紛的各個節點去做工作，最大限度地緩解當事人情緒、弱化衝突。注重庭前調解關口，在開庭前送達法律文書時，組織初步調解，注重將法言法語轉變為群眾能夠聽得懂、聽得明白的語言，強化工作效果，爭取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狀態，通過這一關，案件調解率達60-70%。注重庭審促成關口，庭前不能調解的，通過開庭，讓當事人對爭執的主要問題進一步理清認識，權衡利弊，注重情、法、理並用，從而促成調解，法庭20%的案件能當庭調解成功。注重庭後消化關口，經過開庭不能調解的案件，適當進行冷處理，在庭審後給當事人冷靜考慮的時間，充分挖掘當事人的各種社會關係，動員和依靠各方力量從外圍突破，庭後調解案件佔全部調解案件的5%左右，但這些都是容易激化的糾紛，庭後調解不僅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矛盾激化，而且減少了當事人對判決的牴觸情緒，降低了上訴率。
第三，不斷探索調解技巧和方法。調解是和諧解紛的一條捷徑，為了讓調解發揮應有的作用，法庭為調解劃下一條紅色規範線，即依法調解。在這條線上找準三點：第一是當事人自願這個基點；第二是以法服人這個切入點；第三是程式合法這個外在點。調解畢竟有靈活性的必然要求，所以，在紅色規範的前提下，又根據個案，總結了法理法、心理法、案例法、利弊法、冷熱法、社會法、電話法、親情法、結合法等“調解九法”， 靈活運用於不同的案件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二）、增強服務意識，實行便民利民的服務措施，以溫暖貼心的服務作為化解家庭矛盾的助推力。
由於婚姻家庭類案件嚴重的耗費當事人精力、財力，為了幫助其儘快擺脫訴訟，我院不斷在訴訟指導、效率提高、矛盾預防等方面建立新的制度，最大限度的便民利民。
首先是順民意，實行預約制度。把以往由法官為主安排開庭、調解時間和地點改為以當事人為主，由當事人預約。在送達起訴書副本後，法官會給出一段合理時間，當事人可以在這段時間內選擇自己希望開庭或調解的時間和地點，可以是雙休日或節假日，行動不便或有其他特殊情況的當事人，還可以將法官預約到家中、醫院等地。
其次是解民憂，實行訴訟指導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由於當事人對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對訴訟程式不瞭解，難免對法院工作產生怨言。為了切實維護當事人的權益，法庭尤其注意對訴訟指導的完善，針對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舉證意識不強、財產保全意識不強、訴訟調解意識不強、獨立訴訟意識不強、主動履行意識不強等五個方面的問題，法庭採取告知舉措，通過個案釋明、普遍宣傳等方式幫助當事人提高訴訟能力。
第三是關民情，實行回訪制度。婚姻家庭糾紛的解決有反覆性的特點，為了切實做到案解事了，我院將調解工作向後延伸，建立了溫馨細緻的回訪制度。製作了制式的回訪登記表，明確案件主審人為回訪負責人，每年要完成已辦結案件50%以上的回訪任務，其中贍養、調解和好案件做到100%回訪。對贍養案件或涉及老人的案件力求到家回訪，其他案件可以以電話、信件等方式進行。其中，還以小建議的方式，用溫馨的話語對審理過程中發現的不當行為提出中肯的建議，幫助當事人徹底走出糾紛困擾。通過積極全面的回訪，瞭解當事人的動態，做好新矛盾產生的預防工作。
（三）、提高綜治觀念，聯合各種社會資源形成工作合力，以創新矛盾糾紛化解模式作為解決家庭矛盾的新途徑 。
婚姻家庭問題是一項社會問題，僅僅單純依靠法院的力量化解矛盾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多方互動，進行配合，形成社會合力，才能合理利用資源，有效解決問題。
首先，我們以民調聯絡為載體，不斷整合社會調解資源，形成化解矛盾糾紛的合力。我院自2005年即開始建立民調聯絡機制，在各派出法庭設定民調聯絡員，由法庭對應的轄區司法所派人民調解員擔任，他們在法庭輪流值班，負責完成兩項任務：第一是負責接待訴前諮詢，對諮詢進行分流、引導。10年來，他們每年接待諮詢400多人次，其中30%是諮詢人瞭解相關知識後自行解決，10%由人民調解員調解成功。這樣不僅減少了法庭的.接待量，還提高了百姓對民調組織的認知，最為重要的是引導人們自行化解矛盾，使一些矛盾不大的潛在糾紛自行化解，降低了訴訟成本。第二是負責聯絡法庭和司法所。通過聯絡員的瞭解和反饋，實現了法庭與司法所的互動。一方面，法庭為司法所、人民調解委員會提供解答諮詢、規範程式的指導服務，通過個案指導、集中授課、庭審觀摩等方式與民調人員進行交流與學習，幫助規範人民調解程式，使其組織達成的調解協議更具可信性。從而在更廣泛意義上發揮了民調組織在定紛止爭、化解社會矛盾的前沿陣地作用。
其次，我們“法官進社群”活動為契機，延伸司法觸角，幫助社群提升法治理念，構建和諧社群。2014年開始至今，我院從地處城市中心區的實際出發，開始進行“法官進社群”活動，不斷深化完善社群法律服務機制，全方位、多角度地發揮聯合止爭與幫扶的優勢。我院從17個庭選派若干法官、黨員為全區17個鎮街、工業園區所轄的社群、村提供志願法律服務，劉光明院長親自負責對整體工作進行督導，副院長楊超負責活動的具體落實。該活動從方案制定到組織領導，從活動方案到具體計劃的落實，每個細節都非常完善。自2014年4月至今，我院共有100餘名法官、黨員參與服務行動，進行調研、交流71次、開展法律宣傳62次、法律講座、培訓23次、解答諮詢900餘人次，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矛盾糾紛30餘件、庭審觀摩7次、模擬法庭2次，為社群群眾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服務。由於活動方式靈活生動，老百姓非常歡迎，都表示：“我們很有收穫，希望法官下次再來！” “法官進社群”黨員志願服務行動發揮了及時化解訴前糾紛、減少矛盾激化苗頭、提高群眾法律修養和增強社群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作用。同時，在這一行動中我們也密切了司法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提升了法院形象。這也為我們解決家庭矛盾夯實了司法活動的群眾基礎。
三、 案件審理中存在問題及難點
（一）、案件中的財產問題。
由於各種新型別、新情況的案件逐漸增多，婚姻家庭類案件的審理難度也逐漸增大，但究其難點主要還是在財產方面。財產處理難度的焦點在於財產複雜，處理這類案件往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評估、鑑定、審計等工作，而且由於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所以在案件中無法得到解決。現就案件審理的具體問題進行歸納：
1、婚約財產糾紛中財產問題。該類案件每年收案不到5件，在處理過程中主要是結合具體案情，以《婚姻法》及司法解釋進行處理，並以調解為主，加大調解力度，避免出現新的矛盾。在此類案件中當事人舉證是難點，首先要確定雙方的戀愛關係，如一方也與案外人登記結婚，對於戀愛關係矢口否認。其次原告對於財產基本上沒有書面約定，在認定時只能憑證據，但經常出現證據較少或沒有證據的情況。
2、婚內財產約定糾紛中財產問題。出現該類案件主要是一方擔心另一方將財產轉移或者一方已經將財產轉移，另一方出於追回被轉移財產及保護剩餘財產的目的，故而起訴。該類案件在日常工作中出現較少，但一旦出現往往矛盾比較激化，急需進行財產保全。此類案件多數為財產約定不明或沒有約定，在處理時現存財產可按照婚姻法相關規定進行處理，但追回被轉移財產則需大量的調查工作，因個別當事人屬於惡意轉移，如遇到轉移房產現象，還需進行買賣無效的相關訴訟。
3、未完全取得產權的房產問題。對於這種情況如雙方對於房產的歸屬均無爭議，只是房本未下發的，就按照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即可。對於雙方有爭議的房產，因多數都會涉及到第三人，離婚案件中無法處理，只能另案訴訟。
4、債權債務問題。對於債權債務問題，當事人主張對方偽造虛假債權或債務情況較多。對此，我院一直本著謹慎的態度，無論雙方是否認可該筆債權債務，債權人、債務人都應出庭，並要求出示出款證明。對於債務，同時也應通知債權人，債務人正在辦理離婚糾紛，債權人也可對該筆債務的處理表示自己的意見。因法律規定債務人轉移債務需徵得債權人的同意。對於債權，即使雙方均認可，本著謹慎的態度，也需債務人出庭。如債務人對於該筆債務有異議，或有案外人要求權利，則需要另案處理。
（二）、撫養費給付問題。撫養費案件中無固定工作或收入特高當事人，撫養費數額如何界定的問題，及關於撫養費的最低數額及上限如何界定。關於撫養費最低數額我院日內未應按照本省最低工資標準。關於特高人群給付撫養費數額問題，應按照當地的生活水平進行確定。但還存在著城鎮與農村存在的差異應如何確定標準的問題。
（三）、關於一方當事人為精神病患者的問題。這種情況在在程式上存在一系列問題：（1）原、被告為一方為精神病患者，患病一方有診斷書或殘疾證，但無法確認是否有民事行為能力，如果對方當事人不申請鑑定如何應對；（2）進行鑑定時，鑑定所需材料證據無法收集或對方不予配合的情況下，如何應對；（3）鑑定所需費用應如何負擔；（4）如何確定監護人的問題。
（四）、證據適用問題。在離婚案件中，原告方認為被告已經失蹤，但只能提供戶籍所在地派出所的報案記錄，派出所的報案記錄一般只顯示為“某某於某某時間到我所報案稱其夫或妻於某個時間失蹤，至今未找到”，此報案記錄能否成為判決離婚的依據，作為證據使用其效力應如何界定。不排除原告方故意陳述被告方為失蹤的情況出現。對於派出所出具的報案記錄，實際操作中作為證據使用，但是否以其為離婚依據需當事人提供其他證據予以佐證，但報案的真偽應由公安機關進行核實。
（五）、因相關部門的管理缺陷引發的相關問題。在日常案件審理中，經常發生因其他相關部門存在管理缺陷或不配合調查，導致案件審理時間延長，這種情況直接導致有些案件審理時間延長、效率降低，使當事人對法院辦案人員產生誤會，影響法院公信力。現就具體情況歸納如下：
1、公安機關。首先，當事人申請調查轄區內賓館的開房記錄。在調查過程中，公安機關以涉及個人隱私為由拒絕配合調查，並認為配合法院調查是義務，但義務不是必須的，民事案件應該誰主張誰舉證，所以不能出具開房記錄。由於無法取證，當事人合法權益就有可能受到損害；第二、被告與其他女性生育子女，孩子的戶籍檔案中父親一欄為被告，原告申請調查孩子完整戶籍檔案，但其轄區派出所拒絕出具，只出具一張戶籍證明。由於無法取證，就無法判斷米某的主張是否合法，但如米某的主張是真實的，那其合法權益就得不到保障，同時也會間接助長“養小三”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第三、在辦案中我院發現派出所對於夫妻之間報警，只是進行勸導，基本不給雙方製作筆錄，在報案記錄上也是簡單一寫或根本就沒有報案記錄。這就導致一些當事人根本無法保障自身權益，對個別實施家庭暴力的當事人也無法起到威懾作用，認為只要打的不嚴重，打兩巴掌、踹兩腳沒事，嚴重點派出所也不管，久而久之變本加厲，最後可能釀成更嚴重的後果；第四、當事人反映在其配偶失蹤後曾去公安機關就失蹤一事要求立案，但公安機關表示只能登記一下報警記錄，無法立案，如果想立案，要先去法院立申請對方為失蹤人員的特別程式，法院立案後，再拿法院立案憑證，到公安機關立失蹤案件。公安機關這種做法不妥，公安機關負有管理社會人口戶籍檔案、尋找失蹤人員的職責，法院失蹤人口的特別程式應以公安機關的調查結果為依據，不能是法院認為該人失蹤才能在公安機關立案。這樣很有能給當事人造成法院與公安機關相互推諉的印象，對法院和公安機關的形象均不利，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保護。
2、民政部門。民政部門對於結婚登記出現把關不嚴情況，對登記人的身份沒有進行嚴格審查，造成了一些案件的發生。本院審理的案件中發生雙胞胎妹妹拿著姐姐的身份證去進行結婚登記，男方根本就不知道，後來知道此事來院要求離婚，對於此事只能引導其起訴民政局，以行政案件處理此事。此類把關不嚴的案件並非個案，曾有一名離婚當事人患有嚴重的智力殘疾，只會發出“嗯、嗯、嗯”的聲音，根本無法表達自身意見。她的婚姻也只是在其父母同意下進行登記，而我國婚姻法規定是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進行登記，其本人的意見根本無從得知。在民政部門登記結婚時，民政部門根本未進行嚴格審查把關，就向雙方發放了結婚證。這類案件在近兩年已經出現了多起，這種情況一出現首先就要變更殘疾人的法定監護人，變更後才能由監護人代表殘疾人進行離婚訴訟，這樣訴訟時間長，手續繁瑣，同時也牽扯了雙方當事人的大量時間和精力。
3、銀行系統。首先辦案人員從銀行系統調取的存款明細與當事人使用本人身份證在銀行調取存款明細顯示不一致，當事人調取的明細更詳細，而本院調取的明細明顯缺少內容。銀行的這種行為很容易造成當事人的誤會，認為法院偏袒一方當事人，進而激化雙方矛盾，甚至可能造成上訪案件。第二、在調查過程中，由於法院執行公務證進行變更，銀行拒絕為辦案人員進行調查，理由是該行沒有接到法院執行公務證變更的通知，在經過多方協調之後，該行終於為辦案人員進行了調查，但整個協調過程歷時3、4天，使本庭定好的開庭時間不得不向後推遲。辦案人員在銀行調查過程中，除了出示執行公務證外，還出示工作證及查詢銀行存款通知書，以上物品均加蓋法院公章或鋼印，銀行雖未收到通知，也應在所有證件齊全的基礎上協助查詢。
四、 意見及建議
1、對於審理過程中存在的法律問題，需上級法院出臺相關問題解決辦法或者形成統一的司法尺度。
2、對於公安機關出現的問題，上級法院與同級公安機關進行接洽，就有關問題向其提出司法建議。並加強公、檢、法、民政等各部門之間的聯絡，減少誤解，使行政部門形成合力。
3、對於銀行系統出現的問題，上級法院應與其進行接洽，就有關問題向其提出司法建議，促使銀行嚴格把關，對於調查事項詳細列明，避免以上情況的出現。
4、對於家事糾紛，確實可以考慮根據家事糾紛的特點設計不同於其他民事糾紛的家事訴訟程式和實體法。比如，分居備案、人身限制令（儘管民訴法規定了對行為可以保全，但針對性不強，婚姻家庭中的特點和行文操作不便）、訴前調解程式、訴訟中調解程式、探望室的設定、家庭心理諮詢輔導（可作為調解和好或者撤訴案件的輔助條件之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