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師表展示出諸葛亮的論辯藝術

《出師表》是公元二二七年(蜀漢建興五年)三月,諸葛亮出師伐魏,臨行時寫給後主劉禪的奏章,為歷代文人所傳誦。陸游“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書憤》文天祥在《正氣歌》中説:“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周秦漢唐以來,臣子寫給皇帝的奏章不勝枚舉,為何惟獨《出師表》獨樹一幟?我們認為它的藝術魅力就在於他的高超的論辯藝術和論辯的説服力。

出師表展示出諸葛亮的論辯藝術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洵在《諫論》中説:“説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喻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意思是説要使對方接受自己的主張,可有深刻的道理説服對方,講明形勢告誡對方,申明利害關係誘導對方,用言語激起對方的感情,用含蓄的話語勸告對方。《出事表》難能可貴之處正是他在一“表”之中綜合使用了“理、勢、利、激、諷”等多種論辯藝術,有着極強的'説服力。

勢禁之。《出事表》起筆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諸葛亮從先帝創業之志未竟説起,分析當前形勢不利的客觀條件:蜀漢國力最弱,不及魏吳二國,如不發憤圖強,則難與曹、孫持久並存,有被他國吞併的危險。以此提醒後主劉禪注意。爾後又亮出一道“希望”之光,“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在指出不利的形勢下,分析了有利的主觀條件:文武官員受到先帝的恩遇,想在後主身上報答。這就又使本來嚇得“汗顏”的後主稍鎮定了一下。也是下文“喻理”的契機。那麼,怎麼辦?“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這是分析目前形勢,説明戰略後方已經鞏固,兵員裝備已經就緒。條件成熟,應當出兵完成大業。以上是分析形勢。

理喻之。諸葛亮在講明當前形勢之後,接着便向後主劉禪提出了三項建議,並用深刻的道理進行説服。第一是“開張聖聽”;第二是“陟罰臧否”;第三是“親賢、遠佞”。講明“開張聖聽”廣開言路的目的,是“以光先帝遺德”,振奮志士精神。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阻塞了忠諫之路。在“法治”方面,諸葛亮提出嚴明賞罰,並對執法中可能出現的標準不一和“偏私”這兩種情況提出告誡。“陟罰臧否”萬萬不能因“宮中”、“府中”而異,“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明確評判人的好壞,一律以法律為準繩。言外之音,你當國君的不要以己意從中干預。大政方針確定之後,使用什麼樣的人去實行就成了關鍵。他告誡後主一定要“親賢臣,遠小人”。只有依靠死節之臣,才能保證北伐成功,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通過“理喻”,切盼後主採納“忠諫”。

利誘之。諸葛亮在勸告過程中,反覆申明瞭處理內政和人事方面的利害關係,這一點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及先漢的“興隆”和後漢的“傾頹”的歷史經驗教訓做對比,特別強調親近賢臣,疏遠小人是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高度重視。為此,向後主推薦了一批可“親”可“信”的賢臣,文臣有郭攸之、費?、董允等,武將有向寵。“此悉貞良死節之臣”,而且都是“先帝簡拔以遺陛下”的,希望後主“親之信之”,以求漢室興隆。否則,失去他們的輔佐,漢室就江山難保!把“親賢”“遠佞”提高到漢室興衰存亡的高度來觀照,警儆後主,這樣的“利誘”無異於一劑猛藥。

隱諷之。諸葛亮上表陳説時,特意安排了一段表白身世的文字,“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接着説明是先帝“三顧”“草廬”,臣才得以“出山”的。乍一看,表達的是“報先帝”

“忠陛下”的感情。其實,我們從下文“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一句便可知道,諸葛亮是在用含蓄的話語勸告後主,要他記住“白帝城託孤”一事:“章武三年(二二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囑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敕詔書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③由此可見諸葛亮堅志報答劉備“知遇”之恩,劉備既死,他又受劉備之託輔佐劉禪,一生奮鬥目標是興復漢室,鞠躬盡瘁,光明磊落,並無非分之想。這一點,後主理應明白。這是作者用委蛇含蓄之辭,啟發勸告劉禪要多聽像他這樣的“良臣”之言。

激怒之。劉勰在《情采》中指出:“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龍》)他把“情”和“理”喻之為“經”和“緯”,也就是説,文章的思路,文采是不能離開情和理的。《出師表》正是以“激情”(動之以情)進行“明理”(曉之以理)的。綜觀全“表”,始終貫穿着一條明顯的情感線索:表達諸葛亮報答先主知遇之恩,效忠劉氏父子、以身許國完成先帝未竟的大業。從感情的走向來看,一開始從先帝“中道崩殂”落筆,這就藴涵着極其痛惜的感情,意在引起劉禪深思:該化悲痛為力量,繼承先帝遺願。接着依次説道先帝對賢臣的“殊遇”、注意“簡拔”賢臣以及論史時的“歎息痛恨”,既表達了作者對先帝的崇拜、愛戴之情,又包含了激勵劉禪要效法先帝,發揚先帝“遺德”。自敍本人身世,受先帝賞識而感激“出山”,以及“受命以來”的工作過程,抒發了效忠劉氏父子的真摯感情。在談論各方面的責任時,諸葛亮面對後主立下“軍令狀”:“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要求劉禪委以重任,“臣不勝收恩感激”。從感恩到“臨表涕零”的結束語,道不盡臨行時依依不捨之情。

儘管上此“表”時諸葛亮並不在朝,而在千里的漢中,然而,我們每讀《出師表》,腦海裏總會浮現出一位温柔敦厚、忠義凜然的“良臣”面對君主慷慨陳詞,眼淚直淌,文武百官一旁屏息聆聽,不時頷首讚許的動人場面。作為一名忠臣諸葛亮不僅直言敢諫,而且善於勸諫。《出師表》之所以膾炙人口,是因為它除了“親賢遠佞”的深刻內容外,還巧妙地將“理、勢、利、激、諷”等多種論辯手法融為一體,受到了以理服人和以情動人的雙重藝術效果,成為章表寫作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