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时，她尚还健在。那是我从书市淘回来的，二十八元一本。书才到手时，还心中窃喜，可现在忽又疑心起那书的正版来了，愧疚没能为先生的原著出力。
我第一次透过文字了解先生，是《我们仨》的开篇首文：“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锺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 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我走进阿圆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锺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看完，笑。真欢欣呐。想那场景，一家三口全都笑坐在沙发上，抱成一团。那种日子应当是流水地过，浮着生命中所要承受的重量——家人、学业、文学，却也是欢着歌地向前流，不为恼。
再读就是她的《走到人生边上》。此时先生已九十六岁高龄，确实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可如此换来的.，更是她思想上的超脱——她同样也走到了至美的边缘。先生的笔洋洋洒洒，思路缜密，让读的人好不痛快。
此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注释中的《记比邻双鹊》和《镜中人》。且看这一句：“只见母鹊站在柏树枝上，跳上一枝，又一跳逼近巢口，低头细看巢里，于是像啼哭似的悲啼，喳喳七声。共四次。随后就飞走了。柏树旁边胡桃树上湿淋淋的树叶上，还滴着昨宵的雨，好像替它们流泪……”
原以为，做学问之人，心境早已透彻到看淡轮回。杨绛先生也在《走》中提到过人死后的精神皈依问题，那么，面对老境的陡然荒凉，先生又能怎样感概呢?
一九九八年，钱钟书病逝。临终前，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事后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一位女性内心之沉稳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现在，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也走了，他们一家终于得到团聚。就像《我们仨》中古驿道相聚的画面一样，先生从桥头远远走来，看见钟书挽着女儿阿圆的手，在梦的那边盈盈笑。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无疑，杨绛是最懂《围城》的人，一如三二年的那个早春，钱钟书与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初识。杨绛回忆说，“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更是着迷，身处牛津时，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其爱女钱媛说：“妈妈的散文像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杨绛的笔调一向平稳，尤其是经历过骨肉分别之痛后，她的文字流淌得更加缓慢、神情，在平稳的涟漪下涌动着激流。
那芳幽茗在文学史上的茶，时间愈久，香得愈浓烈。我愿望着她前行的步子，“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栈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