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程度。我国是传统观念很强的国家，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事物变化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开放，传统的婚姻观念也在受到冲击，人们更加注重自身在婚姻关系中的人身、财产、隐私等权利的保护。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婚姻家庭类案件也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出现了案件数量增加、财产结构复杂、新型法律关系不断增加等现象，相应的，这就为纠纷的平稳解决增加了难度。本报告以本院当前婚姻家庭案件审判工作出现的情况、问题、难点及建议进行调研。
一、 案件审理情况及特点
根据分析和审判实践，本院婚姻家庭类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一）、收案数量基本稳定并有所减少
近年来本院收案数量基本保持平稳，2014年收案数还有
明显减少。这一方面是客观上婚姻家庭纠纷有一部分通过民政部门协议解决了，另一方面本院诉外调解工作和引导工作一直做的较好，各类普法活动的开展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意识以及自行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特别是2014年开展的“法官进社区”活动，除了增加了新型的普法形式外，还使本院法官更加深入的进行社区，参与社区调解，对社区民调员进行培训，提高社区人员的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这使得广大群众有了更多解纷途径，足不出户就可以化解矛盾，既减少了群众诉累，也节省了法院的诉讼资源。
（二）、案件类型的多样化
近年来，多种新案由出现在本院婚姻家庭类案件中。除
了离婚、抚养、赡养等传统案由，还出现了婚约财产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婚内抚养费纠纷、赠与合同纠纷等多种新案由，2014年各类案由增加到了24种。究其原因是我国法律的逐步完善，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逐步细化，以及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加强，尤其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当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懂得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三）、涉及财产标的逐步增大，财产组成复杂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群众财产增加的同时，也使得涉诉当事人的财产标的越来越大。近几年婚姻家庭类案件中所涉及的财产标的从几十万元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万、上千万的水平。标的增大的同时，财产的组成也是多样化，从以前主要以房产、存款为主发展成房产、存款、公司股权、地皮、债券、股票、债权债务、车辆等多种类型，涉及到评估、鉴定、调查、审计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案件的审理时间也就相应增加，也为案件的解决在客观上增加了难度，也使涉诉当事人增加了更多的矛盾爆发点。
（四）、25-40岁年龄段逐步成为离婚案件的“危险年龄层”。
随着社会发展，中国的婚姻观念也受到各种外来思想的影响，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待婚姻的观念也逐步开放。近年来25-40岁年龄段的当事人逐步成为离婚案件的“主力”。这年龄段当事人对于婚姻有更高的要求，同时对于婚姻问题上有时略显草率，还有一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父母对婚姻的干涉。这部分当事人由于刚参加工作、个人花费较大或思想不成熟等原因，使得自身在经济上还未从父母身边“断奶”，从婚房购买、婚礼筹备及婚后生活上，很多还依靠父母经济帮助，这就使得父母在夫妻生活中介入的越来越多，为双方增加了矛盾隐患。同时在处理离婚纠纷时，由于财产方面很多都是由父母出资，当事人在财产方面无法独立做主，也使得进行调解时，还需做双方父母的工作，增加了工作难度。
（五）、家庭冷暴力以多种形式存在
在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多以殴打、语言胁迫等形式存在，但由于法律的威慑，动手伤人这种暴力已经有所收敛。反而是家庭冷暴力逐步成为家庭暴力的一种新趋势。家庭冷暴力主要表现为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平时对对方冷言冷语或一言不发，更有甚者通过其他形式对对方进行精神折磨。对于这种行为由于属于道德范畴，法律根本无法进行调整，所以对于这种当事人主审人只能进行批评教育，无法用法律约束其行为。
二、 案件审理的经验做法
由于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及个人乃至两个或多个家庭的核心利益，影响着社会稳定，如何更好处理“家务事”，是我院一直探讨的课题之一。为更好地解决家庭矛盾，我院自1998年，就开始尝试婚姻家庭案件的专业化审理，专门将长城法庭设置为审理城市区婚姻家庭纠纷的专业法庭（长城法庭受理XX区范围内90%的婚姻家庭案件，另有10%距长城法庭较边远的分给该辖区的另两个法庭），连续多年来，该庭审理成绩斐然，调解率90%以上，无错案、无上访。其根据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也形成了自己的审理模式和风格，实现了规范与灵活结合、审判与教育结合。以长城法庭为主，带动另两个法庭，我院就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一）、树立科学的调解理念、探索多种调解方式和技巧，以调解作为化解家庭矛盾的主要手段。
首先，坚持审教结合的调解理念。面对琐碎的“家务事”，立足于对当事人思想的调整和教育，治标更治本。从1998年开始，就确立了“审判与教育结合”的调解理念，并以此为指导，主办了XX区婚姻家庭教育学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让双方当事人参加法庭举办的有专题、有针对性地婚教学习班，通过这种调解模式使当事人多了几分理智，一些陷入情感危机的夫妻为了孩子，为了昔日的情义又走到一起，一些拒不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当事人也深受教育，承担起应尽的家庭义务。五年来，我院平均每年举办婚教学习班10次左右，每期针对不同的主题，学习人数从20人到50人不等，参加学习的案件当事人和好率达30%。
其次，始终贯彻全过程、全方位的调解。作为纠纷的仲裁者，不仅要关注纠纷调解的结果，而且要注重从纠纷本身的规律出发，抓住可能化解纠纷的各个节点去做工作，最大限度地缓解当事人情绪、弱化冲突。注重庭前调解关口，在开庭前送达法律文书时，组织初步调解，注重将法言法语转变为群众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的语言，强化工作效果，争取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通过这一关，案件调解率达60-70%。注重庭审促成关口，庭前不能调解的，通过开庭，让当事人对争执的主要问题进一步理清认识，权衡利弊，注重情、法、理并用，从而促成调解，法庭20%的案件能当庭调解成功。注重庭后消化关口，经过开庭不能调解的案件，适当进行冷处理，在庭审后给当事人冷静考虑的时间，充分挖掘当事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动员和依靠各方力量从外围突破，庭后调解案件占全部调解案件的5%左右，但这些都是容易激化的纠纷，庭后调解不仅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矛盾激化，而且减少了当事人对判决的抵触情绪，降低了上诉率。
第三，不断探索调解技巧和方法。调解是和谐解纷的一条捷径，为了让调解发挥应有的作用，法庭为调解划下一条红色规范线，即依法调解。在这条线上找准三点：第一是当事人自愿这个基点；第二是以法服人这个切入点；第三是程序合法这个外在点。调解毕竟有灵活性的必然要求，所以，在红色规范的前提下，又根据个案，总结了法理法、心理法、案例法、利弊法、冷热法、社会法、电话法、亲情法、结合法等“调解九法”， 灵活运用于不同的案件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增强服务意识，实行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以温暖贴心的服务作为化解家庭矛盾的助推力。
由于婚姻家庭类案件严重的耗费当事人精力、财力，为了帮助其尽快摆脱诉讼，我院不断在诉讼指导、效率提高、矛盾预防等方面建立新的制度，最大限度的便民利民。
首先是顺民意，实行预约制度。把以往由法官为主安排开庭、调解时间和地点改为以当事人为主，由当事人预约。在送达起诉书副本后，法官会给出一段合理时间，当事人可以在这段时间内选择自己希望开庭或调解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是双休日或节假日，行动不便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当事人，还可以将法官预约到家中、医院等地。
其次是解民忧，实行诉讼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当事人对法律的理解有偏差，对诉讼程序不了解，难免对法院工作产生怨言。为了切实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法庭尤其注意对诉讼指导的完善，针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举证意识不强、财产保全意识不强、诉讼调解意识不强、独立诉讼意识不强、主动履行意识不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法庭采取告知举措，通过个案释明、普遍宣传等方式帮助当事人提高诉讼能力。
第三是关民情，实行回访制度。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有反复性的特点，为了切实做到案解事了，我院将调解工作向后延伸，建立了温馨细致的回访制度。制作了制式的回访登记表，明确案件主审人为回访负责人，每年要完成已办结案件50%以上的回访任务，其中赡养、调解和好案件做到100%回访。对赡养案件或涉及老人的案件力求到家回访，其他案件可以以电话、信件等方式进行。其中，还以小建议的方式，用温馨的话语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不当行为提出中肯的建议，帮助当事人彻底走出纠纷困扰。通过积极全面的回访，了解当事人的动态，做好新矛盾产生的预防工作。
（三）、提高综治观念，联合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工作合力，以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模式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新途径 。
婚姻家庭问题是一项社会问题，仅仅单纯依靠法院的力量化解矛盾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多方互动，进行配合，形成社会合力，才能合理利用资源，有效解决问题。
首先，我们以民调联络为载体，不断整合社会调解资源，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我院自2005年即开始建立民调联络机制，在各派出法庭设置民调联络员，由法庭对应的辖区司法所派人民调解员担任，他们在法庭轮流值班，负责完成两项任务：第一是负责接待诉前咨询，对咨询进行分流、引导。10年来，他们每年接待咨询400多人次，其中30%是咨询人了解相关知识后自行解决，10%由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这样不仅减少了法庭的.接待量，还提高了百姓对民调组织的认知，最为重要的是引导人们自行化解矛盾，使一些矛盾不大的潜在纠纷自行化解，降低了诉讼成本。第二是负责联系法庭和司法所。通过联络员的了解和反馈，实现了法庭与司法所的互动。一方面，法庭为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解答咨询、规范程序的指导服务，通过个案指导、集中授课、庭审观摩等方式与民调人员进行交流与学习，帮助规范人民调解程序，使其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更具可信性。从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发挥了民调组织在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的前沿阵地作用。
其次，我们“法官进社区”活动为契机，延伸司法触角，帮助社区提升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区。2014年开始至今，我院从地处城市中心区的实际出发，开始进行“法官进社区”活动，不断深化完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发挥联合止争与帮扶的优势。我院从17个庭选派若干法官、党员为全区17个镇街、工业园区所辖的社区、村提供志愿法律服务，刘光明院长亲自负责对整体工作进行督导，副院长杨超负责活动的具体落实。该活动从方案制定到组织领导，从活动方案到具体计划的落实，每个细节都非常完善。自2014年4月至今，我院共有100余名法官、党员参与服务行动，进行调研、交流71次、开展法律宣传62次、法律讲座、培训23次、解答咨询900余人次，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30余件、庭审观摩7次、模拟法庭2次，为社区群众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服务。由于活动方式灵活生动，老百姓非常欢迎，都表示：“我们很有收获，希望法官下次再来！” “法官进社区”党员志愿服务行动发挥了及时化解诉前纠纷、减少矛盾激化苗头、提高群众法律修养和增强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作用。同时，在这一行动中我们也密切了司法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升了法院形象。这也为我们解决家庭矛盾夯实了司法活动的群众基础。
三、 案件审理中存在问题及难点
（一）、案件中的财产问题。
由于各种新类型、新情况的案件逐渐增多，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审理难度也逐渐增大，但究其难点主要还是在财产方面。财产处理难度的焦点在于财产复杂，处理这类案件往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评估、鉴定、审计等工作，而且由于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所以在案件中无法得到解决。现就案件审理的具体问题进行归纳：
1、婚约财产纠纷中财产问题。该类案件每年收案不到5件，在处理过程中主要是结合具体案情，以《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进行处理，并以调解为主，加大调解力度，避免出现新的矛盾。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举证是难点，首先要确定双方的恋爱关系，如一方也与案外人登记结婚，对于恋爱关系矢口否认。其次原告对于财产基本上没有书面约定，在认定时只能凭证据，但经常出现证据较少或没有证据的情况。
2、婚内财产约定纠纷中财产问题。出现该类案件主要是一方担心另一方将财产转移或者一方已经将财产转移，另一方出于追回被转移财产及保护剩余财产的目的，故而起诉。该类案件在日常工作中出现较少，但一旦出现往往矛盾比较激化，急需进行财产保全。此类案件多数为财产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在处理时现存财产可按照婚姻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但追回被转移财产则需大量的调查工作，因个别当事人属于恶意转移，如遇到转移房产现象，还需进行买卖无效的相关诉讼。
3、未完全取得产权的房产问题。对于这种情况如双方对于房产的归属均无争议，只是房本未下发的，就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即可。对于双方有争议的房产，因多数都会涉及到第三人，离婚案件中无法处理，只能另案诉讼。
4、债权债务问题。对于债权债务问题，当事人主张对方伪造虚假债权或债务情况较多。对此，我院一直本着谨慎的态度，无论双方是否认可该笔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都应出庭，并要求出示出款证明。对于债务，同时也应通知债权人，债务人正在办理离婚纠纷，债权人也可对该笔债务的处理表示自己的意见。因法律规定债务人转移债务需征得债权人的同意。对于债权，即使双方均认可，本着谨慎的态度，也需债务人出庭。如债务人对于该笔债务有异议，或有案外人要求权利，则需要另案处理。
（二）、抚养费给付问题。抚养费案件中无固定工作或收入特高当事人，抚养费数额如何界定的问题，及关于抚养费的最低数额及上限如何界定。关于抚养费最低数额我院日内未应按照本省最低工资标准。关于特高人群给付抚养费数额问题，应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进行确定。但还存在着城镇与农村存在的差异应如何确定标准的问题。
（三）、关于一方当事人为精神病患者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在程序上存在一系列问题：（1）原、被告为一方为精神病患者，患病一方有诊断书或残疾证，但无法确认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对方当事人不申请鉴定如何应对；（2）进行鉴定时，鉴定所需材料证据无法收集或对方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如何应对；（3）鉴定所需费用应如何负担；（4）如何确定监护人的问题。
（四）、证据适用问题。在离婚案件中，原告方认为被告已经失踪，但只能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的报案记录，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一般只显示为“某某于某某时间到我所报案称其夫或妻于某个时间失踪，至今未找到”，此报案记录能否成为判决离婚的依据，作为证据使用其效力应如何界定。不排除原告方故意陈述被告方为失踪的情况出现。对于派出所出具的报案记录，实际操作中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否以其为离婚依据需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报案的真伪应由公安机关进行核实。
（五）、因相关部门的管理缺陷引发的相关问题。在日常案件审理中，经常发生因其他相关部门存在管理缺陷或不配合调查，导致案件审理时间延长，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有些案件审理时间延长、效率降低，使当事人对法院办案人员产生误会，影响法院公信力。现就具体情况归纳如下：
1、公安机关。首先，当事人申请调查辖区内宾馆的开房记录。在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配合调查，并认为配合法院调查是义务，但义务不是必须的，民事案件应该谁主张谁举证，所以不能出具开房记录。由于无法取证，当事人合法权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第二、被告与其他女性生育子女，孩子的户籍档案中父亲一栏为被告，原告申请调查孩子完整户籍档案，但其辖区派出所拒绝出具，只出具一张户籍证明。由于无法取证，就无法判断米某的主张是否合法，但如米某的主张是真实的，那其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也会间接助长“养小三”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第三、在办案中我院发现派出所对于夫妻之间报警，只是进行劝导，基本不给双方制作笔录，在报案记录上也是简单一写或根本就没有报案记录。这就导致一些当事人根本无法保障自身权益，对个别实施家庭暴力的当事人也无法起到威慑作用，认为只要打的不严重，打两巴掌、踹两脚没事，严重点派出所也不管，久而久之变本加厉，最后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第四、当事人反映在其配偶失踪后曾去公安机关就失踪一事要求立案，但公安机关表示只能登记一下报警记录，无法立案，如果想立案，要先去法院立申请对方为失踪人员的特别程序，法院立案后，再拿法院立案凭证，到公安机关立失踪案件。公安机关这种做法不妥，公安机关负有管理社会人口户籍档案、寻找失踪人员的职责，法院失踪人口的特别程序应以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为依据，不能是法院认为该人失踪才能在公安机关立案。这样很有能给当事人造成法院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的印象，对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均不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
2、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对于结婚登记出现把关不严情况，对登记人的身份没有进行严格审查，造成了一些案件的发生。本院审理的案件中发生双胞胎妹妹拿着姐姐的身份证去进行结婚登记，男方根本就不知道，后来知道此事来院要求离婚，对于此事只能引导其起诉民政局，以行政案件处理此事。此类把关不严的案件并非个案，曾有一名离婚当事人患有严重的智力残疾，只会发出“嗯、嗯、嗯”的声音，根本无法表达自身意见。她的婚姻也只是在其父母同意下进行登记，而我国婚姻法规定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登记，其本人的意见根本无从得知。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时，民政部门根本未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就向双方发放了结婚证。这类案件在近两年已经出现了多起，这种情况一出现首先就要变更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变更后才能由监护人代表残疾人进行离婚诉讼，这样诉讼时间长，手续繁琐，同时也牵扯了双方当事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3、银行系统。首先办案人员从银行系统调取的存款明细与当事人使用本人身份证在银行调取存款明细显示不一致，当事人调取的明细更详细，而本院调取的明细明显缺少内容。银行的这种行为很容易造成当事人的误会，认为法院偏袒一方当事人，进而激化双方矛盾，甚至可能造成上访案件。第二、在调查过程中，由于法院执行公务证进行变更，银行拒绝为办案人员进行调查，理由是该行没有接到法院执行公务证变更的通知，在经过多方协调之后，该行终于为办案人员进行了调查，但整个协调过程历时3、4天，使本庭定好的开庭时间不得不向后推迟。办案人员在银行调查过程中，除了出示执行公务证外，还出示工作证及查询银行存款通知书，以上物品均加盖法院公章或钢印，银行虽未收到通知，也应在所有证件齐全的基础上协助查询。
四、 意见及建议
1、对于审理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需上级法院出台相关问题解决办法或者形成统一的司法尺度。
2、对于公安机关出现的问题，上级法院与同级公安机关进行接洽，就有关问题向其提出司法建议。并加强公、检、法、民政等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减少误解，使行政部门形成合力。
3、对于银行系统出现的问题，上级法院应与其进行接洽，就有关问题向其提出司法建议，促使银行严格把关，对于调查事项详细列明，避免以上情况的出现。
4、对于家事纠纷，确实可以考虑根据家事纠纷的特点设计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的家事诉讼程序和实体法。比如，分居备案、人身限制令（尽管民诉法规定了对行为可以保全，但针对性不强，婚姻家庭中的特点和行文操作不便）、诉前调解程序、诉讼中调解程序、探望室的设置、家庭心理咨询辅导（可作为调解和好或者撤诉案件的辅助条件之一）等等。
